|
后臺管理 ｜ 聯系我們 ｜ 收藏本站 |
|
|
進入新世紀，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面臨著嚴峻的形勢，大量工人下崗，老齡人口增多等社會問題急待解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政府歷來重視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那么如何建立有效而全面的并且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保障呢，首先我們先來觀摩一下其他各國的社保模式。
現在各國的主要社會保障模式分為三大類（以資金來源劃分）：
（一）社會保險型模式
這種模式起源于德國，隨后為西歐、美國、日本所效仿。這種類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在社會保障制度在立法基礎上，遵循效率與公平相結合的原則，在資金籌集方面多體現自我保障，輔助以國家補償機制，為公民提供一系列基本生活保障。它是由政府進行社會保障立法，并作為實施的依據。這種社會保險為強制型保險，個人交納社會保障費，企業為雇員繳納社會保障費，各國政府以不同標準撥款資助。并且覆蓋面大，包含了所有勞動者。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人們生、老、病、死或者傷殘、失業等等的后顧之憂。這項保險類型的資金來源以個人和單位為主，同時爭取社會各界的資助，實現資金來源多元化。社會保險型模式的積極作用是社會保障通過國民收入再分配使貧困人口比重下降，使失業者得到一定補償，使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得到了基本生活保障，社會趨于穩定；變部分超前消費為滯后消費，把一部分基金轉化為生產基金用于擴大再生產；刺激消費，緩解經濟危機；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質，促進技術發展。
（二）福利國家型模式
國家福利型社會保障制度來源于福利國家的福利政策，它的依據是“福利經濟學”，由英國初創，其后在北歐各國實行。特征為實行收入所得再分配，用累進稅的辦法使社會財富不集中于少數人手里；實行充分就業，消滅各種導致失業的因素；實行全方位的社會保障制度，保障對象為全體社會成員；依法實行，并設有多層次的社會保障法律監督體系；個人不繳納或低繳納社會保障費，福利開支基本上由政府和企業負擔；保障項目齊全，一般包括“從搖籃到墳墓”的一切福利保障，標準也比較高。
但是這樣的保險模式也有著一定弊端：一是為求得“平等”，犧牲了一些“效率”。二是稅收加重，政府財政困難，對外競爭力減弱等。
（三）強制儲蓄型模式
現在大約有15個國家實行一種“強制儲蓄制”的社會保障制度，其中新加坡做出的成績最顯著。其積累的方式實際上是一種強制性儲蓄，所有的工人和雇主都必須按期繳納中央公積金。公積金的繳納率隨經濟增長和職工工資水平的提高而調整。特點有：強調自食其力、自力更生，自我保障，強調統一的個人儲蓄而不是分散的個人儲蓄；資金的籌集全部由雇主和雇員按規定的一定比例支付；公積金制度是以福利為主、社會保障為輔，不具備再分配和互助調劑功能；激勵功能比較強。
縱觀三種模式，要確立社會保障模式要處理好國家、企業、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在我看來中國社會保障模式的選擇要堅持三個基本原則：堅持收繳、管理、使用三分離的原則；堅持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合理負擔的原則；堅持統一、高效、低起點、低成本、低標準的原則。
特定的國情背景，決定了中國社會保障的體制選擇。如果把“國家一社會”、“計劃一市場”、“中央一地方”這些相對的概念作為分析體制的工具，那么20多年來中國社會保障實行的是“國家主導型”的體制，這是社會保障“中國模式”最鮮明和最突出的體制特征。“國家主導型”就是由國家決策，國家調控，國家管理。
1．國家決策。所謂“國家決策”，就是由中央政府主導社會保障大政方針的決策，包括社會保障方案出臺的時機、方案中的主要政策、根據～段時間的實施情況對原方案進行重要的修改、除中央政府同意外不允許地方和行業另搞一套等。在中央政府決策前可以由相關部門進行調研，也可以開展各種不同意見的充分討論，但是最終方案須由中央政府根據經濟社會改革發展的全局需要進行判斷，由中央政府工作會議決定。這種決策方式當然難以完全避免失誤，但是它的好處也是十分明顯的，這就是決策的高效率。正是這種高效率的決策，有效地保證了相關社會保障方案的及時出臺，避免了在復雜的問題成堆的改革時期曠日持久的爭論，從而既為經濟體制改革鋪平了道路，也加快了社會保障建設進程。以中美兩國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過程為例，中國政府在較短時間內建立起幾億農村居民和城鎮沒有醫保的居民、學生的基本醫療保險，起點雖低但逐年有所提高。
2．國家調控。所謂“國家調控”，是指國家(通過中央政府和中央政府授權的地方政府)對社會保障水平(如養老金的替代率、醫療保險的補償率、最低生活保障的標準等)的調節和控制。在中國，在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之初，國家就承擔起對社會保障水平進行調控的責任和權力。以城鎮企業基本養老保險為例，國家制定養老保險制度時確定了按全社會平均水平計算的基本替代率，國家根據這一基本替代率測算制定了企業和職工個人的繳費率；國家要求全國各個行業、各類企業實行統一的繳費辦法、養老金計發辦法、記賬利率和基本養老金調整幅度；國家規定并根據需要修改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的發放辦法；國家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在職職工收入水平、物價上漲水平、人口老齡化狀況和國家財政收入狀況等對養老金替代率做出提高或降低的調整；國家調節行業和階層養老保險政策進而調控養老金差距等。需要指出的是，國家調控不僅表現為政策的投入，尤其表現在通過財政支出進行的資金投人。我國剛建立城鎮企業養老保險制度時就明確了在出現養老保險基金收不抵支的情況下由財政“兜底”補足的原則，以確保制度規定的養老金替代率的實現。國家調控權實際上也是國家決策權的一部分。正是因為國家對社會保障水平進行及時有效的調節，才避免了在許多國家出現的問題久拖不決、積重難返的弊端，使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得以不斷解決新舊矛盾而逐步完善。
